编者按 《心花路放》上映9天豪取近8亿票房,成为国庆档最大的赢家。影片的市场定位精准,商业元素铺陈到位,虽然在黄金周期间没有引起热议,但平均每天进账一个亿。恢复上班的头一天,它突然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几位教育专家提出了“儿童不宜”的问题,其中尤以青少年研究者田科武的语气最为激烈,他认为这是一部“完全错误”的电影。随后,照例又有很多网友用“电影乐子”论、“上纲上线”论、“伪君子”论、“玻璃心”论来力挺电影,反驳专家。对于能够明辨是非的成年人来说,影片似乎没什么不妥,但对于三观不定的孩子们来说,你不能说教育专家们是杞人忧天,而在他们的身后还站着密密麻麻的家长。
宁浩导演,黄渤、徐峥主演的电影《心花路放》我看了,看后非常失望。不仅仅是失望,甚至有些愤怒。我不得不说,宁浩拍了一部“完全错误”的电影。
于是,写了篇微博记录自己的观感。微博发布之后有人赞有人弹,我想,这很正常。在这个时代,没有哪一种观点能搏得所有人的喜欢。但我还是要说,我自以为这是出于一个家长的责任,一个青少年研究者的良知。
我的140字博文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电影及其影响的评价,一是对电影审片的质疑。关于对电影及其影响的评价,我是这样写的:
电影《心花路放》语言粗鄙,镜头低俗,赤裸裸教唆一夜情。在信息时代,人们以媒介传播的内容作为自己行为和观念的标尺,《心花路放》等影片可能对社会道德产生潜移默化的坏影响。
在我关注的微博好友中,与我持类似观点的不少。比如,曾经写下《城市季风》、现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杨东平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中写到:
看《心花路放》,感到非常震惊。且不说讲不清故事,我国的电影尺度,什么时候已经可以公然以泡妞为主题,直接、放肆地鼓吹一夜情、一路交配,展示泡妞、招妓、车震、斗殴?而且,以同性恋为笑料。现场有许多小朋友、青少年,不知这些家长如何感受?宁浩至于如此堕落吗?黄渤、徐峥缺钱至此吗?
著名青少年研究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连发多条微博抨击《心花路放》。在10月6日的微博中,孙云晓这样写到:
我向来支持电影获得高票房,而我家也曾经荣获某电影城观影第二名的奖励。但是,像《心花路放》这样极为低俗的电影,票房越高对社会危害越大!机制、制度当然非常重要,制片人、导演、演员乃至观众也都有一份责任。我就是以观众和儿童问题研究者的身份表示严重抗议的!
10月7日在评论杨东平的微博时,孙云晓这样写到:
居然还有些人为之叫好,可见宁浩们如此堕落也是有社会基础的,但是什么人给他们一路绿灯呢?该片对未成年人不宜,对成年人也未必有利。表现性是完全可以的,也完全可以更加体现人的权利与尊严,满足人的正常需要,但绝不是如《心花路放》一般恶俗。
同一天在评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的微博时,孙云晓再次表达自己的愤怒:
如果想知道中国电影堕落到什么程度,看看《心花路放》即可。国庆节居然放映宣扬泡妞、嫖娼、一夜情的电影,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竟究要扭向何处?特别提醒该片未成年人不宜,许多带孩子来看的都后悔莫及!
10月7日尹鸿在评论艺恩咨询 一篇关于“《黄金时代》为什么没能PK过“黄渤时代”的微博时说:
国庆档,实际只有一部大众化的类型电影,《亲爱的》和《黃金时代》从题材到叙述都很小众,票房成绩与其定位比已然还可以。但《心花路放》的一路泡妞嫖娼车震,已让中国电影的娱乐突破伦理底线。如此票房,如此抗衡好莱坞,估计很快就有人宁愿让青少年选择好莱坞电影了。
关于电影的价值,学界普遍认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主要具有三种价值:一是娱乐价值,二是艺术价值,三是认知或社会价值。娱乐价值主要体现为电影的观赏性;艺术价值主要体现为作品在艺术上的创造和追求;认知或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电影作品可以开掘人们的社会认知,影响大众的生活甚至推动社会的发展。如果说《心花路放》有什么价值的话,主要是它的娱乐价值,它让人们在电影院里轻松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观影时间,满足了人们放松、愉悦的需要。《心花路放》的高票房即是明证。我在观影时,也不时听到来自观众会意的笑声。
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达到某种价值而不择手段,从而逾越电影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伦理底线。遗憾的是,《心花路放》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该电影的前半段,男主角一路泡妞、嫖娼、车震,而且是以哥儿们情义和情感救赎的名义,给嫖娼和一夜情披上了一层美丽的外衣,无形中充当了消极、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的教唆者。虽然有论者称,宁浩在影片欲望四射的外壳之下,三观正得都有些传统。这或许是从影片的结局而言的,但我同样要说,在用镜头记述猎艳的过程中,宁浩已经完成了对观众的教化。如果我们回到电影的价值上,该电影是以娱乐价值损害了电影的认知或社会价值。
在微博中,我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在信息时代,人们以媒介传播的内容作为自己行为和观念的标尺,《心花路放》等影片可能对社会道德产生潜移默化的坏影响。”有人认为《心花路放》不过是一部娱乐影片,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我并不以为然。人们选择持有什么样的观念,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时代,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常常以邻居、同事、朋友及其他与自己相当的人作为自己的标准。但是,到了信息发达的时代,人们的参照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些人会把媒介中表现的行为和观念,当成社会普遍性的行为和观念,从而做出与之相似的选择。所以,媒介在表现消极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之时要十分谨慎,否则,可能起到负面的教化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担心如果我们的影视作品大面积表现那些突破社会伦理的行为,会拉低人们的道德底线,引发人们的从众行为,据此,我认为说《心花路放》等影片会对社会道德产生潜移默化的坏影响不无道理。
我的微博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有关电影审片制度:既然我们存在着许多人认为严苛的审片制度,如此低俗的影片为什么还能放行?
是审片的人看走眼了?是制片方公关了?这两者都有可能,但也许都不是实情。当然还有一个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原因:我们的审片者过于注重政治审查,而在道德、伦理审查方面则是睁一只闭一只眼。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知名传媒人朱学东先生在为拙译《幸福为什么买不到:破解物质时代的幸福密码》撰写的书评中的两段话:
物质主义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流行,除了经济发展社会渐次开放的要素之外,还有刻意的引导——让越来越多的力比多消耗于挣钱和消费文化中,而不再顾及政治社会问题。
多年以前,我曾跟一位卓有成效的同行老大哥交流,按照过往的习惯,一本情色杂志是不会被允许出版的,但是,最终的现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只要不谈政治,与过去传统相悖的情色无妨,遍地开花的色情娱乐场所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注脚。
但愿我想多了,不是这么回事。
回到正题上来,许多网友认为,《心花路放》电影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中国没有电影分级制度,甚至包括尹鸿教授起初也这么想。尹鸿教授在10月3日的一篇微博中这样写到:
在我评#心花路放 #的微博下面,不少人谈到带老人孩子去观影的尴尬和后悔。再次呼吁,电影如果不分级,真是对观众不负责任。并不是说影片中能看到什么色情镜头,而是太多不宜青少年的色情情节和场面。两会代表,请呼吁。
我不同意网友以及尹鸿教授认为问题出在分级制度的观点,我更赞成孙云晓的观点。孙云晓在10月7日评论尹鸿微博时说:
本来要看《亲爱的》,没票了才随便看(《心花路放》),结果如同无意间吃了一只苍蝇!分级重要但不解决根本问题。
电影分级制度,是指按照一定原则把电影产品按照内容划分成若干级,给每一级规定好允许面对的群众群。电影分级,通常涉及的是粗语及暴力、裸体、性关系、恐怖镜头等。分级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防止电影镜头和语言对未成年孩子产生威胁性和破坏性的影响,解决的是内容的适应人群问题,换言之,它是一种技术控制体系,根本不可能洗白一部内容上低俗的、突破伦理底线的影片。现今中国的许多电影人和观众都在呼吁建立电影分级制度,我持矛盾的态度。但有一点我必须鲜明地表达出来:如果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制造出更多突破底线的影片,那这样的制度还是不建为好。
电影分级制度不是恶俗影片和无底线影片的遮羞布!
文/田科武